“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更大贡献。其中，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对全人类的影响最为根本、最为广泛，是“大国样子”的历史性阐释与刻画。知识体系构成关于世界秩序的认识基础，包括经贸、教育、传媒在内的广义国际传播是形塑特定知识体系的必要环节。以重塑知识体系补齐国际机制短板、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变革，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际传播工作的世界性历史使命，也是国际传播效能尤为显著的体现。
现行国际机制的三大短板——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权威性遭到侵蚀、有效性亟待提升，归根结底是“物质世界”的问题。只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国际传播在推广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纠正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性不公、巩固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共识、凝心聚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这是因为，如果全球治理的问题、议程、规则被少部分国家解释，国际传播的议题优先级被少部分国家设定，那么这种知识与传播上的不平等最终会向政治经济领域传递，最终导致全球治理中的各种“不公平”。构建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力求实效的全球治理新规则，首先要形成体现这“五个坚持”的世界知识基础以及配套的传播体系。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形成”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大国学术，其内在动力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知识需求，也在客观上孕育着惠及世界的知识与传播体系。
惠及世界的国际传播关照不同国家地区发展利益，需要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在“讲各国故事”中“讲中国故事”。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批判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代表个别发达国家利益、忽视其他国家发展诉求，试图以一种知识代替其他知识，以一种模式否定其他模式。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设想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场景。符合世界历史趋势、契合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国际传播故事，是像中国式现代化一样，从具体经验出发探讨一种普遍的可能性，使各国知识在传播中相互借鉴和促进，共同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其基础是对不同国家地区“具体知识”的发现与尊重。
区域国别研究是以某一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学术研究，聚焦源自本土自然禀赋、历史阶段的价值与经验，形成关于一国一地区的具体知识，为惠及世界的国际传播提供充分的故事支撑。各国故事汇聚成了世界故事，构成了生机盎然、和谐美丽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国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在世界上获得更多听众、赢得更多认同，“讲好中国故事”也因此获得了世界意义。
惠及世界的国际传播心系全球治理的新规则新方案，需要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可能的知识”，产出有益于人类交流互鉴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世界历史上的大国，无一例外都曾是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主要供给方。从奠定一国大国地位的角度来看，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也是一种“国之重器”。能否提供与国力相应的高质量公共知识产品，是衡量大国实力和大国外交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指标。
当前国际机制的若干短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一阶段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本身的缺陷所致。例如，给强制性的文化霸权披上“普适性”的外衣，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持续的社会混乱与长期的经济停滞。任何一国一地区的具体知识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都不能否认其他国家的主体性，不能变成强制性的“糖衣”。必须看到，具体知识一旦进入世界的范畴，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都只是一种可能性选择而非必然的道路。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旨归，从不把中国方案说成是唯一的、排他的，而是明确传达中国经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强调了道路、经验、方案作为一种复数的存在。
惠及世界的国际传播需要有物质基础为保障，需要区域国别研究搭桥铺路，促成更多跨国数字基建合作。我们所批判的不平等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根基是不平衡分布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无论是19世纪体现殖民主义的“三社四边协定”，还是20世纪凸显霸权色彩的文化工业生产，在传播层面归根结底都是对电缆、中心服务器等的垄断。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缺少必要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在国际传播中不具“地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加大对信息传播技术的研发与市场化应用，积累了数字基建的丰富经验与成果。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中国数字基建，正在帮助众多全球南方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加快产业革命与生活改善的步伐。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民众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看到更大的世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也形成新的国际政治力量。这些投身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中国企业，客观上也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载体，构成无声但有形的国际传播。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都设立了专门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自觉生产和运用区域国别知识。支持企业“出海”、为世界经贸合作铺路架桥，也是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应用性学术的初心所向。
当代世界的国际传播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国际传播也不仅仅停留在“手段”和“方法”层面，而是越来越凸显其本身的知识属性。作为涉外知识的生产者，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的具体方面共同构成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不仅展示中国形象，也为国际传播注入惠及世界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实力的区域国别研究，是构建更有效力国际传播体系的充分底气。（作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编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